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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端生——刘少奇的儿时玩伴、农民“秘书”

[日期:2015-07-07]   来源:湖南宁乡泉塘黄氏  作者:湖南宁乡泉塘黄氏   阅读:209[字体: ]

        一代伟人刘少奇,在治理和管理国家事务特别是在制定有关国计民生的方针、政策、路线时,注重倾听基层意见,坚持深入调查研究,是一位身体力行和独具卓见的导师。今天,回顾他老人家特邀农民“秘书”坚持深入调研的论述及实践,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巨大的鞭策。

1961年4月1日至5月15日,刘少奇回湖南进行蹲点调查。图为5月8日刘少奇接见宁乡花明楼干部群众。

倾听民众呼声,特邀农民“秘书”进京交谈


        1953年7月,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刘正山回乡度暑假。刘正山是刘少奇大哥的孙子。离京前,刘正山去中南海看望叔爷爷刘少奇。刘少奇交代刘正山一项任务,回乡后为他找几个农民“秘书”,经常向他反映农村里的情况。
        新中国成立以后,随着环境和地位的改变,毛泽东、刘少奇等高级领导干部,很难直接听到基层群众的声音了。了解下情全靠听汇报,看材料,文牍气很重,常常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。
        刘少奇决定与农民群众建立直接的联系,请他们经常收集农业、农村、农民的情况,并用写信的方式反映农村生产、生活情况和干部作风以及农民的意见和要求等等。刘少奇希望他的农民“秘书”是真正的翻身农民,种田的行家里手,又敢于讲真话的老农。他对即将返乡的刘正山说:“你是大学生,暑假回乡也作点社会调查,顺便帮我办好这件事。我相信你能办得好!”
        刘正山回乡后,没有自作主张,而是找到了安湖乡农会主席王升平,请他拿主意。
        刘少奇要在家乡约请几位农民“秘书”,乡亲们把这看作是一件大事、喜事,人们以空前的热情参加。刘少奇提出的条件由大家具体化了:牛皮哄哄的不要,游手好闲的不要,叫化子烤火只往胯里扒的不要。尤其是超天捏白(即漫天撒谎)的人,更不能要……只有老实本分,发奋生产,大公无私又敢于讲真话的种田人,才有资格担当国家主席“秘书”这一重任!
        名单汇集到农会主席王升平那里,竟有十几位之多。经过反复协商,比较,筛选,最后确定:成敬常、黄端生、齐海湘和另一位农民,作为特邀“秘书”,定期向刘少奇反映农村情况。
        暑假结束,刘正山回到北京,向刘少奇报告了4位农民“秘书”遴选经过。乡亲们既热情又慎重,这使刘少奇十分感动,这时已是9月初,很快就是国庆节了,刘少奇便亲拟了一封电报,邀请4位农民“秘书”到北京相聚面谈。乡亲们见电报后更是奔走相告:刘少奇没有忘记家乡,共产党看得起种田人!
        9月15日,成敬常一行抵达北京。没有约定,却是一样的打扮:光头,青布裤子,白土布对襟上衣,长条布纽扣,家制黑色布鞋。只是都把竹烟杆丢了,换上了一种价格便宜的香烟。
        在北京站下了车,心头忽然升起一股刘少奇故乡人的自豪感,像解放军战士一样,4人自动排成行,且虎虎有生气。以致引起街头行人的注目,以为是少林寺的武术师来北京观光!
        他们都是第一次出远门,但一点也不胆怯。宁乡曾有人去过北京,都是住在翠明庄的一个招待所。他们寻到那家招待所,这里却不对外营业。须经有关部门的介绍信,方可以在此住宿。成敬常觉得挺新鲜,有意开点玩笑,问:“我们请刘少奇来介绍,能不能住?”
        接待人员问:“你们几位,真的没有带介绍信”
        “没带介绍信,只有一封电报!”说着,成敬常从袋兜里掏出刘少奇发给他们的电报,接待人员即刻把他们迎进屋内,安排他们住下,两人合住一间。两间房紧挨着,彼此联系也很方便。
        刚刚洗漱完毕,就有一个工作人员来通报说:少奇同志请他们现在就去中南海。
        车子七拐八弯,来到中南海一幢房子跟前,房子年代已久,青瓦灰墙,一点也不气派,分明是一幢普通民居,与想象中的中央领导人的官邸相差甚远。
        刚下车,他们就看见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在门口迎接,跟他们一一握手。成敬常跟刘少奇握手的时候心里激动,老半天才生硬地喊道:“九叔,您好!”
        刘少奇笑了起来,说:“你是成敬常嘛,我在家时,看你这么高……”刘少奇比划着,“那时,你叫我九叔嘛!不过在这里大家都叫我少奇或少奇同志,你们还按这里的称呼吧,那样不显生疏!”
        大家不再拘谨,刘少奇把客人请进他的办公室。办公室里陈设也很简单。西墙有4个大窗户,北墙和东墙有几只书柜和文件柜。屋里一对沙发,一把藤椅。客人多了,工作人员临时搬来两把靠椅。宾主落座后,刘少奇敬烟,王光美泡茶,一如农家待客。
        叙谈是从乡间的人和事开始的。刘少奇记得许多老朋友,问他们家境如何,身体好不好。谈话无拘无束。刘少奇接着又问起家乡的农业生产,互助合作,社会治安……成敬常说:“土改后,贫雇农分了田,生产积极性都很高。但因家底子薄,耕牛农具不足,影响了生产的发展。我这里带来一个材料,是听取了大家的意见,跟村小学王老师商量整理的,请刘主席过目!”
        刘少奇接过那份材料,仔细看了一遍,说:“成敬常同志,你反映的情况很好。我在中央工作,需要从多方面了解下情。这次请你们4位来,就是想跟你们商量,经常与我保持通信关系。比如说,你们一年给我写两封信,反映一下乡里的情况,应该不难吧!”
        齐海湘、黄端生不识字,不会写。成敬常便自告奋勇说:“我肚里书不多,但写封信还可以马马虎虎对付。刘主席又不是要我们写大块文章,主要是讲我们乡里农民自己的事。你们几个负责收集信息、了解情况。信,由我来写!”
        刘少奇又特别嘱咐大家:“请你们一定要讲真话,千万不能说假话。说错了不要紧,我不会责怪你们,更不会打棍子。你们能不能够做到?”4人齐声回答:“能够做到。”
        刘少奇笑了,说:“能够做到就好,这就是我请你们来北京的主要目的,大家来一趟北京不容易,可以多参观一些地方,开开眼界。过几天有空了,再请大家吃一顿便饭!”
        告辞时,刘少奇把大家送出门。晚上,4个人很兴奋,大家七嘴八舌神聊了一通宵。
        10月1日,是建国四周年国庆节。作为刘少奇家乡的农民代表,他们被邀请参加国庆观礼,每人一个印制精美的观礼出席证。许多年之后,成敬常仍然记得,9月30日晚上他们通宵未睡,坐在床上等天亮,等待那幸福时刻的到来!
        第二天,他们在天安门东观礼台就坐。
        庆典开始了,天安门前一片欢歌笑语,一片红旗的海洋。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都心潮澎湃。这几个来自湖南宁乡山旮旯里的光头,白褂,青裤子的种田汉子,骤然升起一股激越的感情:我们是国家的主人!
        成敬常一行在北京参观了一些大工厂和名胜古迹,饱览了首都风光。回到乡间后,就忠实履行农民“秘书”的职责。

“请你们给我一点通信自由,不要扣压我的信件……”

        1961年5月3日晚,刘少奇回到他阔别36年的故乡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。到家的第二天,就打听他的王升平、成敬常、黄端生、齐海湘4位农民“秘书”。
        进京的4位农民“秘书”其中有一位后来支援工业建设离开了家乡,王升平就自动补充进来,仍旧是4位。农村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,4位农民“秘书”经常在一起研究,磋商分析,然后由成敬常或王升平执笔形成文字,投邮寄给刘少奇。开头那一段时间,刘少奇都能及时收到他们的情况反映,要么亲笔复函,要么由乡间进京的人捎话。但自1957年冬天以后,情况有了变化。
        有一回,公社书记问王升平:“你和成敬常是不是经常给少奇同志写信?”王升平说:“是呀,我们是他特邀的农民‘秘书’呀!”
        公社书记严肃地说:“今后,有什么事找公社解决。公社解决不了,也可以向县委反映。不要把一些屁大的事,都捅到北京去!”
        王升平把公社书记的话告诉了成敬常。成敬常很纳闷:公社书记怎么知道他们给刘少奇写了信,写的是一些“屁大的事”呢?是不是刘少奇把信转到了公社,叫公社解决?如果是这样,公社肯定不会高兴,因为那些信也批评了公社,那么,今后还当不当这个农民“秘书”呢?
        农村情况越来越糟糕,成敬常凭着一个种田人的良知,1958年4月又给刘少奇写信,反映乡里种田搞密植,没有行距和株距。农民想不通,公社就下命令,强迫推行。谁反对就斗争谁。这种劳民伤财的事,请刘主席赶快制止!
        1959年4月,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,成敬常十分高兴。这年秋收后的11月,成敬常亲眼目睹公社、大队浮夸风严重,干部虚报产量。亩产分明只有400多斤,却报成800斤。如果全国都这么报,国家要遭殃,百姓会遭难!
        接连几封信发出之后,可总也接不到回信,成敬常就心灰意懒,到后来,他吃不饱饭,得了水肿病,命都保不住,就死了这条心,不再写信了。只是在饥饿难熬的时候,就忽发奇想,如果去北京找刘主席当面汇报该多好哇!但因水肿病越来越严重,连走路都费劲了,只好作罢。
        这天,忽然有两个干部寻到他家来,说刘少奇回到炭子冲,请他现在就去见面。
        成敬常开始不敢相信,当他确认是事实,便立刻起身。一个五大三粗的种田汉子,如今竟形同枯槁。刘少奇一见到成敬常吃了一惊,说:“这是怎么搞的,你怎么病成了这个样子!”
        成敬常说:“报告刘主席,我得了水肿病。脚肿了,走不动路。男怕穿靴,女怕戴帽。我的脚上穿靴了,只怕要叫‘少陪’(当地的俗语:即告别人世)了!”
        刘少奇看了看成敬常浮肿的双脚,说:“不要那样悲观,水肿病能够治好!”
        因为是老朋友,刘少奇也责备他,说:“1953年我把你们请到北京来,要你们经常给我写信。可是,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看到你们的信了。你们的生活这样困难,为什么不及时把情况告诉我呢”成敬常忙说:“我们一直坚持给您写信呀!”
        1953年从北京观光回来后,成敬常前前后后给刘少奇写过9封信。他一一陈述了一遍,又说:“刘主席,我确实写了,不会说假的!”
        刘少奇的眉头拧紧了,说:“昨天,王升平也说写过好多信……”他问一旁的王光美:“成敬常同志的这几封信,你见到过没有!”
        王光美是国家主席办公室的工作干部,兼管日常信件的处理。她思索了一会,肯定地说:“没有。对于家乡的来信,我通常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我没有见过成敬常同志这些内容的信件。”
        丢失一两封信也还罢了。成敬常和王升平两人共写了十多封信啊!难道都丢失了《宪法》写得明白:公民的通信自由受法律保护。堂堂的国家主席,他的通信自由也受到限制?!
        刘少奇震怒了!他当即指示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,请他们查一查,为什么在他的家乡,群众寄给他的信件都收不到!
        湖南省公安厅立即派出一位副厅长,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调查。据当地邮电所反映,成敬常和王升平二位给刘少奇的信件,是公社书记和一位县里下来挂职的大队长拿走了。李强找他们谈话,他们却不承认从邮电所拿走信件的事,同时还矢口否认追问过王升平为“屁大的事”向上写信。这些基层干部分明是耍赖了!
        后来,调查组在县邮电局查阅会议纪录,发现扣压群众信件并非偶然现象。那天吃午饭的时候,刘少奇心情很不好。他说,我身为党中央副主席、国家主席,在家乡想了解一点真实情况,找人谈谈话,就有人出来责难,谩骂。在家乡,想同普通群众和朋友通通信,也被扣留。这说得过去吗?!
        5月8日,他与炭子冲的干部群众座谈,那个追问过王升平、邮电所指证扣压过信件的公社书记也在座。刘少奇说:“以前我和王升平、成敬常通信。今后我还想和他们常通信。请你们给我一点通信自由,不要扣压我的信,好不好?和我通信并不是要捣公社、大队的蛋,我是想帮你们的忙。我这个人也可能犯错误,帮个倒忙,那我再向你们承认错误,作检讨!”
        坐在一旁的农民“秘书”成敬常觉得过意不去,说:“刘主席,弄了半天,原来是有人扣压了我们的信,既是这样,以后我们不写信了,有什么意见,到北京来,当面向您报告!”
        刘少奇当即表态:“为了大家的事情,以后你们可以到北京来找我。你和黄端生已经到过北京。今后为了大家的事,你们认为需要当面向我反映情况,可以随时来嘛,住房吃饭我出钱!”

面对“文革”劫难,忠奸良莠尽显本色

        黄端生家在炭子冲对面的山坳里,跟刘少奇家是近邻。解放前,他家上无片瓦,下无寸土。年幼时,父母就去世了,全靠奶奶把他拉扯大,家无隔夜粮是常有的事。远亲不如近邻,刘少奇的母亲鲁老太太心眼善,对黄端生时常有接济。刘家的地都是自己耕种,农忙时节活多,就请黄端生来帮忙。按照农村帮工的习惯,黄端生得到了一份应得的报酬。刘少奇最后一次离家外出的时候,黄端生17岁了,互相都很熟悉。
        1953年9月,应刘少奇的邀请,黄端生和成敬常一行4人赴京观光。一个月后回到炭子冲,黄端生就有了更多更新鲜的话题。
        刘少奇爱学习,还是小时候的“刘九书柜”。到他的办公室里去,几个大柜子装的都是书。书有砖头那么厚,我说,刘主席,这么多书,您怎么读得完啊。他说,没有时间也要挤时间读呀!听说连毛主席都很佩服刘少奇的学习精神。毛主席说,三天不学习,赶不上刘少奇!
        刘少奇官高位显,一人之下,亿万人之上,却仍然是炭子冲的生活习惯,不讲排场,日子过得很省俭。罩衣洗得褪了颜色,衬衣上还打了补丁。只有出门见客,比如国庆节上天安门,才穿出客的衣衫。吃的也很简单。听他秘书说,晚上开夜工,肚子饿了,就跟农户人家一样,把白天剩下的饭菜一锅烩了,将就着吃。烩饭不要别人动手,由他婆婆子王光美料理,他婆婆子读了许多书,会讲洋文,做家务。家有贤妻,几多的福气呀!
        刘少奇当国家副主席,工作很辛苦,忙到深夜才回屋里休息。有时候,他刚刚睡下,毛主席那边有急事,一个电话打来,他翻身起床,用冷毛巾擦一把脸,就急急跑过去。国家大事,哪能耽误呢?!
        刘少奇家教特别严。那天,少奇夫妇请4位乡亲吃晚饭,把孩子们都叫来,一一作介绍。孩子开口叫叔叔,还行鞠躬礼。见过面,就一一退去。我们很过意不去,要孩子们一起吃饭。少奇说:“他们在大食堂吃饭,这个规矩不能破!”
        家乡人民崇敬刘少奇并为之而骄傲。黄端生的宣传呼应了大家的心思,他在乡间的知名度因此大大提高。黄端生排行第八,人们尊称他为八爷
        1967年8月,北京的红卫兵小报不断流传到乡下来。一些小报指名道姓攻击刘少奇。同时,造反组织的100多人开进炭子冲,声言要挖“修根”,调查刘少奇的家史和1961年回乡时干哪些黑勾当。他们采取扎根串连,各个击破的方法,在炭子冲寻找突破口。
        他们首先抄了成敬常的家,说他是刘少奇的看门狗。批斗、游乡,整得死去活来。
        有人故意逗乐,对黄端生说:“给刘少奇看门的本来是你,怎么搞到成敬常头上去了呀!”
        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。1961年,刘少奇坚持不设纪念馆,把自家的房子让给贫下中农住,黄端生家就是其中一户。现在运动正在深入,每天都有外地造反派来,已经有人在追问当年的农民“秘书”,黄端生吓得出了一身冷汗!不怕别的,就怕把他划进刘少奇的圈子里,将他赶出炭子冲,如果是那样,他连安身的地方都没有了!
        有一天,造反组织一个戴眼镜的角色,找到黄端生门上来了。不知是害怕,还是已经下决心“反戈一击”,黄端生嘴巴一歪,哭了起来,说,他十几岁的时候,就给刘少奇家当月工,受尽了他家的压迫剥削。1953年,刘少奇把他接到北京去,是害怕黄端生揭刘家的老底,是打向他的一颗糖衣炮弹。
        第二天开大会,黄端生上台发言。刘少奇的狂热崇拜者,一夜之间变为批判刘少奇的急先锋。那些天,几乎每天都有外地造反派来,来了就开批判会。每开会必请老贫农黄端生上台控诉。据说每次批判的效果极佳,听众都提高了“阶级觉悟”。造反派又把黄端生的发言整理印在造反小报上,甚至发表在《湖南日报》上,广为流传。黄端生又一次成了名人。
        1980年2月,中央作出《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》。消息传到宁乡炭子冲,不少人哭了。在那风声鹤唳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大队会计冒着挨斗抄家的危险,巧妙地保存了刘少奇的一张彩色画像。公社炊事员以同样的勇气,保存了一块60年代的匾额,上面有“刘少奇同志旧居”几个烫金的大字。天地之间有一杆秤,忠奸良莠都能称出其分量!
        乡亲们自发地为他们的老乡亲、共和国的老主席刘少奇隆重地举行悼念仪式。地点就在炭子冲门前的坪场里。黄端生站在远远的地方,不敢面对刘少奇的画像。他同时还担心叫他搬出炭子冲,更怕取消他的“五保户”资格。他已是70多岁的人了,不能劳动了,假如叫他搬出炭子冲,又失去生活供给,他将如何过日子呢?
        也就在这个时候,宁乡县文化局干部喻孟成去北京收集有关刘少奇的照片和文物资料,专程去看望了王光美。此时的王光美人瘦了,头发也白了。但她还记得炭子冲的人和事。她请喻孟成给县里、给公社和大队捎信:不要歧视黄端生。在“文革”那种环境下,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,有他个人的原因,更是时代的悲剧,大家都要原谅他。该照顾的还是要照顾。至于房子,少奇答应他住10年20年。如果叫他搬出,一定要先给他安排住房后再搬!
        喻孟成回来后,把王光美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了黄端生黄端生无言以答,痛苦地捶着自己的胸口,流着眼泪骂自己是混蛋。他不能饶恕自己……

——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·珍闻轶档

        黄端生,系出湖南宁乡泉塘黄氏显倡支,派名传孝,述从长子,行十八,清宣统元年己酉正月廿六申时生(小刘少奇11岁)。配郑氏,梓林女,清宣统二年庚戌十二月廿三申时生。生女一。

        启示:历史不容遗忘,我们应该重温那些荒诞小事,审视那段狂躁岁月,反思那段辛酸历史!或许,我们不能过于苛责黄端生在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所作所为。但是,他的事情值得我们现在每一位族人,乃至国人的警醒。愿一切有良知的人都能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中,学会感恩、学会惜福,坚守住为人的底线,构筑起自己的心灵家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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