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菱溪黄氏黄笃瓒——晚清“湘潭三才子”之一

[日期:2016-10-20]   来源:湖南宁乡泉塘黄氏  作者:湖南宁乡泉塘黄氏   阅读:323[字体: ]


     赵启霖、黄笃瓒、孙文昺,这三个湘潭人,生活在晚清至民国时期,年龄相差无几,又同在岳麓书院读书,感情甚笃,幼时有慧名,入仕后有官声,学术造诣亦很高,被后人称之为“湘潭三才子”。三才子首推赵启霖,他的生平事迹已经被史学界所熟知,无须专题赘述。黄笃瓒、孙文昺二人则罕见于史籍,难以考证。笔者多年前就开始留意黄、孙二人,但收获甚微。现只能根据掌握的不多资料,从中管窥一二,以期抛砖引玉,拂去他们身上的历史尘埃。

黄笃瓒生平考略

     据唐弦所著《湘潭历史文化名人——黎锦晖》介绍:“黄笃瓒1862~1922),湘潭县藕灵乡人今株洲县群丰乡长岭成山冲,号俯山,幼称神童,十岁丧父,十六岁中秀才,弱冠中举,曾任山东济南府同知、东昌府知府、曹州府知府,位居三品。

    站长注:据民国菱谿黄氏族谱记载:黄笃瓒,字俯山,一字根晦,系出湘潭菱溪黄氏(又名湘潭红花山黄氏)第十六世,同治元年壬戌(1862)十月初四生,民国十年辛酉(1921)二月二十九日没,寿六十,葬湘潭县十三都五甲成山冲。曾祖本东,祖艺元(县学增生),父远積(同治壬戌恩科举人,刑部主事),母李氏(同邑名孝廉昌平女)。配陈氏,生守臧,直隶候补知县;守中,太学生;守京,湖南桂阳茶陵审判厅长;守中,没。侧室王氏,生子守毅,殇;守正。生女季徽,适同邑秦比元;季薇,适匡光鹗。孙六:纲立、纲永、纲式(出嗣守中)、纲介、纲强、纲彦。女孙四人。菱溪,在今株洲市天元区马家河镇。

     该书还对黄笃瓒的父亲进行了介绍,说“黎氏八骏”的外祖父叫黄远积(1838~1872),字仲容,一字恺卿,行第九,清同治壬戌恩科举人,官刑部主事,乡间称“第九举人”。黄远积生有三子四女,三女黄赓(1870年-1944年)嫁黎松庵,是“黎氏八骏”的母亲。“黎氏八骏”二舅黄笃瓒与赵启霖、孙文昺称“湘潭三才子”。三舅黄笃瑁、清国子监生,其长女黄鹤寿嫁黎锦熙,亲上加亲。二女敬常嫁湘潭市霞城乡人孙克基(后开设产妇医院)。黄远积的子辈中频出举人,在孙辈中也出了好几位博士。因此,成山冲至今仍流传着一首民谣:“成山冲成山冲,头上顶的举人,怀里抱的举人,胯下夹的举人。”这是一种打趣的说法,意思是祖上有举人,手上的孩子将来会成为举人,还有将要出生的人也会成为举人。

     唐弦说黄笃瓒“弱冠中举”。男人二十岁左右称为“弱冠”。弱冠是个概数,具体到底是哪年?从赵启霖《瀞园集》里可以找到答案。《瀞园集》有《喜黄俯山同年解官归》一诗,从该诗的诗题就可以看出端倪。“同年”一般是指科举考试同榜录取者之间的互称。据赵启霖《瀞园自述》,他是光绪十一年(1885)湖南乡试第三名举人,光绪十八年(1892)第五十四名进士。黄笃瓒没中过进士。那么他与赵启霖 “同年”只能是1885年中举。赵启霖出生于1859年,黄笃瓒出生于1862年,光绪十一年(1885)时黄笃瓒二十三岁。

    乡试中举后一般都会参加会试、考进士。黄笃瓒一生都未考中进士,他是由举人做官的。那么他做官是在什么时期,做的什么官?据《瀞园自述》载:“丁酉(1897)三十九岁,在京住湘潭馆,与黄俯山内翰朝夕同餐。”内翰为内阁中书的别称,一般由进士担任,掌撰拟、记载、翻译、缮写,也可由举人考授,或由特赐,经过一定的年限,可外补同知或直隶州知州,或保送充任军机处章京。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,光绪二十三年(1897)黄笃瓒仍在做京官。据《瀞园集·黄俯山太守》称:“甫馆举于乡,乍若千镆淬。高步踏天衢,老宿见之愧。儤(古代官吏值班人)值纶阁静,折卷仍不废……”这首五言长诗叙述的是赵启霖与黄笃瓒的生平,从诗中可以看出,黄笃瓒在中举之后并未像赵启霖一样马上去外县当训导,而是直接到了内阁,否则赵启霖在诗中会有记载。在中举与充当内阁中书之间,黄笃瓒当然还会参加会试,至于参加几次,无法考证。

    另外,晚清名医许恩普在《许氏医案》中对黄笃瓒也有记载:

    “余往京十年,来往诊视名公巨卿随手而愈者,以举其人焉。周锡恩,太史陈梅初,侍读吴祖农,太史冯孟华,探花蒯礼卿......中书黄笃瓒,中书朱梦霆,中书潜彝帆,中书林右臣,中书丁衡甫,吏部丁锡丞,吏部朱古科。”

    到了光绪二十四年(1898),即“戊戌变法”那一年,光绪帝号召司员士民上书,广泛听取官员和士子的意见,黄笃瓒也上了条陈,该条陈在《戊戌变法档案史料》第150~153页中可以找到。此时,黄笃瓒的官衔是“山东截取补用同知”。该书还记录了收到条陈的日子为八月十八日,条陈由山东巡抚张汝梅代奏。在黄笃瓒所上条陈中,有两项涉及到了军事改革。其一是废武科。此时正值武科改革,原来的举石、射箭拟改为试洋枪洋炮,而如何控制民间的枪炮又成了难题。黄笃瓒认为,清朝以武功开国,本不靠武科为之鼓励,泰西各国也无武科之名;由此请将武科即行停止。其二是兵勇合一。当时清朝的军队大体分为两种,一是原额的绿营额兵及各级军官,一是由湘、淮军演变而来的勇营。由此黄笃瓒提出兵勇合一,将额兵及官缺并入勇营,一体训练洋操。应当说,这两项改革都具有实际意义,黄笃瓒对此条陈也抱有极大的希望;但是由于按条陈所述进行军队改革会引起很大的麻烦,最终未被采纳。

    原本以为光绪二十四年(1898)黄笃瓒就已经是同知,其实不是。据《缙绅录的传记史料》载:“(简缺)同知黄笃瓒,湖南湘潭人,举人,二十五年九月补。”“简缺”是指职务较简单、低级的官缺。也就是说,黄笃瓒一直到光绪二十五年(1899)九月才实授山东济南府同知。“截取”是清代文官制度对于举人出身的官员的一种遴选制度,规定中举后,由本省督抚给资赴部候选知县、教职。二十四年黄笃瓒只是候补山东同知。若为实授则官衔应具体到某州或某府,如他后来所任的“山东济南府同知”。

    光绪三十三年(1907),黄笃瓒为山东济南府同知兼署平阴县县事,主修了《平阴县乡土志》,并作序:

    光绪丁未,笃瓒摄令平阴,承学使者檄修乡土志,爰延邑人朱优贡名焯任搜辑,而缀书其端曰乡土志。兹作,盖欲周知民隐,纪纲宪政,即周官“土训”、“形方”之遗意也。泰安七属,平阴最褊小,绝长补短裁五十里耳。地境夹河南北,南多山石,童岗起伏,居民杂垦其中,所居之室率垒石为之。北多沙碱,河堤卑薄,倚民埝为固,每岁伏秋集民夫防护,为汛地约四十里而弱。县治当南岸,距河三四里。自河身日高,濒河之民为闸以御水,七八月之雨,集山水内注者不得出,河水外溢者复虑其入,常惴惴然,以故附城西北之地每不得耕种。近十数年来,海禁大开,山东州县风气皆大异。曩昔,独平邑瘠苦,无殷商远贾,士民朴厚,鲜嚣陵之习。然其敝也,见小而畏葸。里中一二桀黠之徒,得因事苛敛,以自便其私。令斯土者,又皆以速代为幸,盖亦不胜其困矣!周官为制治之书,而六职所载,凡民间之至纤至迹无不备具。今世公卿大夫,身处堂奥之上,瞠目抵掌,朝建一谋曰某政当兴,夕发一议曰某法当变,传符之下急如星火,纷逾牛毛。究其归宿,通都大邑,多不免隔阂难行,遑论荒僻哉!大易之言曰:“何以守位?曰人;何以聚人?曰财。”谨依所颁条例,于《政绩》之后,盖以《职官》而略著其禄糈之数;于《户口》之后,盖以《赋税》而粗志其岁入之经;佐治之员、乡里之官能设与否可考而知也,则庶乎谈宪政者之一助云尔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济南府同知署县事黄笃瓒

    黄笃瓒序言阐明了修志的目的,就是要让上级官吏了解平阴乡土状况,警告为政者不要随性变革,不能随意加赋。黄笃瓒是一位为百姓着想的地方官。

    一年后的光绪三十四年(1908),黄笃瓒升任东昌府知府(今山东聊城地区)。有《聊城地区志·大事记》的记载为证: 

      1908(光绪三十四年)

    Δ 湖南湘潭人黄笃瓒任东昌府知府。

    宣统元年(1909),黄笃瓒的职务为济南府同知署理东昌府知府。《清实录·宣统朝政纪之十五》有记录:

    “谕内阁、袁树勋奏、分别举劾属员一摺。山东济南府知府张学华、署东昌府知府济南府同知黄笃瓒、济甯直隶州知州丁兆德、准补郯城县知县贾景德、署黄县知县补用知县武晰、试用知县卢士棻、既据该抚胪陈政迹。均著传旨嘉奖。”

    袁树勋(湘潭人)是当时的山东巡抚,他在保举和参劾属员的奏折中,保举了黄笃瓒。

    宣统二年(1910),黄笃瓒升任曹州府知府。曹州府即现今的山东菏泽地区,较比聊城地区富裕,属于要缺。

    《大清宣统政纪卷之五十》记载:宣统三年辛亥(1911)三月己亥朔,帝谕:

    云南大理府知府邹志清、云南临安府知府李世楷、贵州石阡府知府陈武纯、山东曹州府知府黄笃瓒、山东莱州府知府鲍祖恩、河南彰德府知府顾家相、均著开缺送部引见。

    至此,黄笃瓒为官的几个节点基本清楚。

孙文昺简历及其学术成就

    一、两份简历的比较。于孙文昺其人,笔者找到了两份资料,一份来自于湖南省图书馆对孙文昺的简介:孙文昺,字蔚粼,湘潭人(湘潭城区人),清光绪以孝廉官部曹。邃于经学,曾讲经京师大学堂。去而复来。民国后曾任湖南大学、孔道国学专修学校等校教授。蔚粼于国变后易名荀彪,不与人交往,著有《诸经论述》、《战国策补注》、《宋书校勘记》、《王志商存》二卷,1928年兴艺斋抄本。《孙文昺著作序言集》,孙鼎宜辑,抄本,藏湖南图书馆。

    另一份来自于《瀞园集·诰授中宪大夫孙蔚粼墓志铭》:“君初名文昺,鼎革后,易名彪,晚号凡民,世为湘潭人。曾祖某、祖某、父某,代有潜德。君以光绪己丑(1889)乡举,纳资为度支部主事,任军饷科科长,摄通阜司副司长,加员外郎衔。咸丰九年(1859)十一月初二生,丙寅(1926)十一月十二卒,年六十八。”

    对照两份简历,不难发现,前者与后者有所不同。省图书馆的资料偏重于对孙文昺学术成就的介绍,而墓志铭侧重于家世与经历的介绍。二者的介绍可以互补。

    关于孙文昺“民国后曾任湖南大学、孔道国学专修学校等校教授”事, 虽然湖南大学正式定名为1926年,但其前身在1903年即已由书院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,故此任职是完全可能的。

    省图书馆资料中对于孙文昺的二弟孙文昱也有介绍,兹附记于此:

    孙文昱,字季虞,湘潭人,诸生。曾官江西候补州判。著有《周礼讲义》、《经学概论》、《文字声韵叙谱》一卷,民国铅印本;《小学初告》六卷,1926年湘潭孙氏家塾刻本;《四声切韵类表》一卷,1932年湘潭孙氏家塾刻本,民国湖南大学铅印本;《国学概论》,1928年铅印本;《湖南丛书》,孙文昱等辑,民国湖南丛书处刻本。

    二、“湘潭孙氏之学”的成就。对孙文昺的学术成就评价之高莫过于朱德裳。朱德裳在《三十年闻见录·孙蔚粼别传》一文中开篇就写道:

    先生讳文昺,字蔚粼,湖南湘潭人也。先世大富,至先生以学显。缪筱山(缪荃孙(1844-1919),字炎之,又字筱珊,晚号艺风老人,江苏江阴人。中国近代藏书家、校勘家、教育家、目录学家、史学家、方志学家、金石家)谬言湖南无训诂考订之学,颇推叶郋园(即叶德辉),于先生未之知也。年三十举于乡。闱文出,人争颂之。所著《宋书考论》、《水经注札记》、《战国策札记》、《十七史商榷辩呓》、《湘潭王志商存》。

    孙家先世大富,而到孙文昺始以学显,可见孙文昺是孙家学术上的带头人,对于整个家族有着深远的影响。在他的带领下,弟弟孙文昱、从兄孙楷、儿子孙鼎宜在学术上都有很高的造诣,被后人称为“湘潭孙氏之学”。

    著名古文献学家、中国古文献研究会会长张舜徽所撰《湘贤亲炙录》记载:

    孙文昱先生,字季虞,湘潭人。其兄文昺,后改名彪,深于经史,清季尝讲学于京师大学堂,著有《宋书考论》;兄子鼎宜,自经史朴学外,尤精医理,著有《孙氏医学丛书》八种;从兄楷,清季举人,著有《秦会要》;故湘潭孙氏之学,素为湘人所推重。先生沉研经史,根柢深厚,于文字、声韵之学,尤为专精。自清季讲授于湖南高等学堂文科后,又任湖南大学教授,皆以小学为教。因门人请问者多,不胜其烦,乃撰述《小学初告》六卷以答之。首揭文字、声音、训诂纲领;次依六书分类以录许书常见之字;次采清代通人之论,而以己之所得于声韵者殿焉。舜徽初至长沙,即从先生受声韵学,师事之唯谨。先生精于辨声,推尊江氏《音学辨微》、《四声切韵表》、《古韵标准》诸书。又自为《四声切韵类表》,刻之以布于世。番禺陈澧作《切韵考》,寻其切语上字系联之,得清声二十一类,浊声十九类,共四十类。先生则谓细寻《广韵》,其一等二等韵及四等中之齐、荠、霁、先、铣、霰、屑、萧、筱、啸、青、迥、径、锡、添、忝、木忝、帖十八韵,所用切语上字,与馀韵不同。虽间有参错,而大较不混,此必非无故而然,实当分为五十一类。其切语上字之转相切者,亦本多不系联,陈氏皆据《广韵》“又音”而系联之,非也。因取《广韵》切语上字四百五十一字,分为五十一类,注其清浊,仍以三十六字母系之,以著《广韵》之声类,载其说于《小学初告》卷六。其后曾星笠先生亦言《广韵》切语当为五十一类,不知其尝参考先生之说否也。舜徽年十八时,尝依陈氏四十声类以读《广韵》,成《广韵谱》;后又从而条理之,成《切韵增加字略例》。质之先生,先生嘉许之。未几,舜徽北游,还乡后为中学师,每值休暇,辄往请益。先生诲人不倦,口虽微吃,而讲论自如。湘中诸老,论及经学、小学,咸推尊为老师祭酒。一星期中,惟赴岳麓山授课二日;馀则税驾长沙市内察院坡孔道学校。室中四壁皆书,惟雇一童以供炊爨,所居卑湿不顾也。先生又深通天文算法,有所撰述。舜徽得寓目者,惟《圜理括囊释术》而已,有自刻本。其于小学,闻尚有《文字声音叙谱》一稿,今不知所在矣。

    孙文昺的著述中,湘潭人最熟悉的应该是《湘潭王志商存》。该书是孙氏对王闿运纂编的光绪刊《湘潭县志》进行校勘考证的著作,校正舛错达百余处。早在王志刊行后的第三年,光绪十八年(1892)前后,孙、王二人曾就《湘潭县志》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探索。王闿运在志中说:“汉临湘县,自麓山上至涟口,下至买口;后立湘南,则上至耒口,下至涟口”。孙文昺订正说:“临湘湘南,汉志并列,‘后立’字可商。”诸如此类差错,孙氏一一予以校正。书稿传至民国十七年(1928)二月,由其子孙鼎宜整理抄写成书,仍按王志篇目顺序逐条排列,计58页,23000余字,版心下端题:“兴艺斋丛钞”,卷末有孙鼎宜《湘潭王志商存序》一文,记载成书经过甚详,孙文昺引经据典,广徵博采,披览群书,对王志罗列的史事,进行反复论证,是研究光绪刊《湘潭县志》的专著,为参阅引用王志者不可忽视的善本。

    于孙文昺的诗词,笔者只看到两首。其一是赵启霖记录下的,“时,孙文昺方官度支部,会残腊立春,感而赋诗:‘往常春来吾出迟,即今春来吾早知。只愁春入度支署,春不见吾还复去。束带迎春不见春,春光毕竟属何人?’”另一首《重过桂花厅》收录于《湘雅摭残》,诗云:“老屋崔卢族望亲,桂花厅畔记初春。东风止逐年来去,唱尽婆罗换主人。”对于孙文昺的诗作和口才,朱德裳评价道:“先生可谓深于诗者。与世俗所谓能言之士,异日谈也。”

    三、治学态度及其他。赵启霖对孙文昺的治学态度和治学禀赋极为推崇,他在《诰授中宪大夫孙蔚粼墓志铭》中写道:“君为学沉思邃入,观古今人述作,入目辄洞其隐奥。自幼至老,终日研索,寂寞相慰,无几微近名之意,于世所谓义理、考据、词章,皆掸精析微。”这段话揭示了孙文昺是一个善于思考,敏于思考,为学终日思索,殚精竭虑且不计较名利之人。

    孙文昺不但学术造诣很高,且语言精彩,曾担任京师大学堂主经席。据赵启霖回顾,在京师大学堂讲经时,有一次刚刚上堂讲授,日本全权大使小村来参观,小村握住孙文昺的手,连连称叹不已。朱德裳在《孙蔚粼别传》亦提到他的妙语:“湘潭与江西世仇(指嘉庆二十四年轰动朝野的江西客民与湘潭土著仇杀事件,时江西籍吴邦庆为湖南巡抚,袒护江西客民,致使县籍京官周系英、石承藻等被处分)。夏侍郎(夏时(1839~1906),湖南桂阳人,官至江西、陕西巡抚,兵部侍郎、都察院右副都御使,御赐一品封典,诰授光禄大夫、建威将军。其子夏寿田高中榜眼,与齐白石、杨度均为至交知己,且同为王闿运门下弟子)抚江西时,县人黄册庵(黄均隆,字册庵,光绪二年(1876)丙子恩科进士。历任顺天同考官、鸿胪寺卿、江西提学使、法部右丞)为学政,王湘绮总大学,郭人漳(清末将领,易俗河人,为清末大臣郭松林之子)练水师。先生笑曰:‘湘潭之仇复矣!’”此言被杨度称之为“语言妙天下”。

晚清“湘潭三才子”的交谊

    赵启霖、孙文昺、黄笃瓒三人的友谊从青年时期发端,到中年的相期,到晚年的不渝,贯穿三人的一生。他们的交往主要集中在几个地方:青年时期在省城岳麓书院,中年在京城的湘潭会馆,晚年则在湘潭。

    一、携手麓山,风雨晨夕。光绪壬午年(1882),赵启霖在岳麓书院读书,这是他第二次来岳麓书院,前一次是光绪庚辰年(1880)。这次他和同籍的孙文昺、黄笃瓒是同学。岳麓书院是府学,是湖南的最高学府,在这里念书的必定是取得生员资格即秀才的人。赵启霖已于光绪甲戌年(1874)通过县试、府试和院试取得了生员资格。黄笃瓒也是光绪甲戌年(1874)取得生员资格的。前述黄小于赵三岁,孙生于咸丰九年十一月初二,而赵生于咸丰九年十一月二十,三人年龄相若,又由于同籍、同窗,加之志趣相投而结成好友。

    赵启霖《瀞园自述》记载:“壬午,二十四岁,复读于岳麓书院,与同县孙蔚粼、黄俯山两君以文行相砥砺。”在岳麓书院,他们“与君论交,始于试席。□角相视,豪健无敌。暇登虎岑,高谈大睨(《祭孙蔚粼户部文》)。”虽然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一年不到,但正是这一年不到的时期,奠定了他们的感情基础。

    光绪壬午(1882),赵启霖考上优贡离开岳麓书院。

    二、朝夕同餐,短榻相倚。光绪丙申年(1896)十月,此时的赵启霖已是翰林身份,为永州濂溪书院主讲,他与湘乡曾重伯(曾纪鸿长子,曾国藩长孙。光绪十五年中进士,授翰林院编修)、南城饶帧庭两编修由海道进京考差(对各省乡试正副主考官的选拔考试)。抵京后,住在京城湘潭馆。这时期,他与黄笃瓒又在一起了。他在《瀞园自述》中记载道:“丁酉,三十九岁,在京住湘潭馆,与黄俯山内翰朝夕同餐。”由于该年四月得了病,精神疲惫,导致考差试卷书写讹误,赵启霖未被录取,遂于八月南归抵家。在京城的湘潭会馆,他整整呆了十个月。

    京城的湘潭会馆先在崇文门外东草厂十条胡同,在光绪庚子年(1900)间的义和团运动中被烧毁,后于保安寺街建新馆。在保安寺街的新馆,赵启霖也曾和孙文昺寓居。在《谢瓠庵七十序》中写道:“初,吾邑有会馆在崇文门外东草厂,为恪勤公故宅,拳党之乱烬焉。君首议集资重建,就宣南保安寺购地鸠工……予与孙君蔚粼、杨君重恒,先后寓居……”

    光绪丙午年(1906)正月至光绪丁未年(1907)三月,赵启霖先后任河南道监察御史、江苏道监察御史。此时孙文昺在户部任职,他们同住在会馆,每日谈论政事,切磋诗文。在《祭孙蔚粼户部文》中,他深情地回忆道:“我侧谏垣,君居郎署。朝论龂龂,轩新轾故。栖迟旅邸,短榻相倚。”

    光绪丁未年(1907)三月,赵启霖上《劾署抚段芝贵及庆亲王父子折》,四月初五被革职。一时舆论四起,群相叹惜。罢官第二天,从早上开始就有官员到他寓所给予慰藉。一月之内,每日宾客盈门,应接不暇。这期间孙文昺几乎每日都陪伴着他。他离开京城的那天,一时“黄尘涨天”(《祭孙蔚粼户部文》),孙文昺亲自送他登车。临别时候,他们依依不舍,泪洒沾襟。

    三、君国已去,余生何谓。宣统二年(1910)二月,奉上谕“四川提学使赵启霖着准其开缺”(《瀞园自述》),赵启霖于六月初二由成都回乡,七月初四抵家。而黄笃瓒也于三月请求开缺,得到批准。两人开缺回家后,这是他们离别十五年后的重逢。他们在一起回首往事,规划田园生活,全无辞官之后的不适应和失落。他们庆幸彼此都有不追时好的士子气节。同时,他们也更加思念远在京城的孙文昺。赵启霖在《喜黄俯山同年解官归》中写道:

    别来十五载,意气一如初。未解追时好,因之返故庐。纵谈尘网外,相对鬓华疏。旧业仍湘上,芜青手自锄。

    云麓嵯峨在,觚棱缥缈边。与君旧游处,回首正萧然。嬉戏归春梦,喧啾避少年。还应念孙楚,絮语隔樽前。

        1911年,民国肇立,孙文昺也回到了湘潭老家,三人又相聚在一起了。这时候他们心情大为变化,全然没了辞官后的怡然自得。自民国建立后,很多清朝旧臣的 “君国之思”慢慢衍化为“浮湛闾里”情结。他们始终以“遗老”自居,至死不渝。赵启霖在《瀞园自述》中写道:“自去冬国变,予遂杜门不出。”他在国变后,五年没涉足城市,还将所居宅院题名为“二鲁轩”(取鲁仲连义不帝秦和鲁阳挥戈返日之义)。孙文昺则“悲愤郁悔,恨不能引义自裁”,甚至不允许别人谈论宫中之事。赵启霖在《诰授中宪大夫孙蔚粼墓志铭》中记载:“一日,君闻友人指斥先朝宫禁事,正色止之,以为非所忍言。”而黄笃瓒则表现更为激烈,“国变后数年辫发如故,竟以孤愤致病”。

    黄笃瓒病后,赵启霖和孙文昺前去探望,“语言已失常度,未几遂不起”。去世后,赵启霖写了五言长诗《黄俯山太守》,并作挽联寄表哀思:

    三人同学,惟君兼狂狷之资,卓立各相期,叹披发大荒,九死未忘孤竹愤;

    万事伤心,见我已迷离不语,浮生何足惜,只牵怀慈母,重泉犹着老莱衣。

    “狂狷”是指既豪放又有秩序,豪放而不超越一定的规矩。《论语·子路》:“狂者进取,狷者有所不为也”。“卓立各相期”是指三人都有各自的作为与目标,而又相互勉励。“披发大荒”的意思是指黄笃瓒晚年于国亡之后流落荒野。“老莱衣”是指老莱子斑衣戏彩的故事。相传春秋时楚国隐士老莱子,七十岁时还身穿五彩衣,模仿小儿的动作和哭声,以使父母欢心。后因以表示孝顺父母。

    黄笃瓒去世五年后,孙文昺也一病不起。得病期间,赵启霖几次想去看老友,但都因“衰病相仍,欲行辄止”(《诰授中宪大夫孙蔚粼墓志铭》)。孙文昺去世前,给赵启霖留下了未发出的几封信。读后,他悲恸不已,“惟有涕夷”(《诰授中宪大夫孙蔚粼墓志铭》)。

    两位老友的相继过世,令赵启霖无比凄凉,特别是孙文昺的去世,使他充满着悲凉和悔恨,先后写下了《祭孙蔚粼户部文》、《诰授中宪大夫孙蔚粼墓志铭》、七言律诗《卧病有怀蔚粼》以示哀悼和追怀。《祭孙蔚粼户部文》可谓《瀞园集》中的最精品的文字,字字珠玑,饱含深情与忧伤,读后让人感慨不已。此后经年,他还去过孙家多次,且多次宿于孙文昺的书斋。在《岁暮宿蔚粼书斋》中写道:

    垂老自嗟犹腼活,非君无处可相寻。寒炉细语经过事,短鬓能盟冷淡心。坐对人寰从袖手,起看天气尚沉阴。乌头马角知何谓,又听荒江腊古音。

        193510月赵启霖病重。1124日,赵启霖“正襟端坐而逝”(《瀞园自述》赵殷按)。

    值得注意的是,当时的湖南省政府送来挽联:

    铁面冰心,世德远追赵清献;

    晨星硕果,孤忠再见王船山。

    这一挽联概述了赵启霖的两大功绩:一是作为监察御史不畏权贵,弹劾段芝贵及庆亲王父子,直追北宋名臣赵清献;二是上《请三大儒从祀折》,将王夫之、黄宗羲、顾炎武具有鲜明的反清复明思想的三大儒从祀,了结了自满清统治以来汉人士子的心愿。

    赵启霖、黄笃瓒、孙文昺三人作为晚清遗老,一时之间未能赶上时代潮流,其故国之思确有其历史局限。但他们的人生,他们的思维,在今天可以得到人们更多的包容与理解,他们为文明社会所作出过的贡献也将得到今人的肯定与缅怀。(文/萧超亚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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